王国权大使在“五七”干校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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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张兵 退休外交官；1966年入外交部，1976年进入外交部美大司，曾在中国驻瑞典、加拿大、新西兰大使馆、总领事馆常驻多年；出版过几本书，编辑出版过两套书，仅此而已。
风尘仆仆下湖南
从东北五常干校撤回北京的途中，大家还去了一趟柳河“五七”干校考察、学习。王国权是学习考察团的团长。因为当时黑龙江省已建立了革委会，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是王国权的老部下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去柳河取经，也是一种荣耀。
1969年11月11日，一趟北京至长沙的专列载着外交部1200多名干部及其家属，从北京出发，于次日抵达长沙，几乎租用了长沙全部省级招待所及其车辆。
我于大队人马抵达前一周，陪同王国权等先期到那里。其实更早的先遣组早已在那儿忙碌起来。一天早晨，我们几个听说，湖南有一种特色小吃———炸臭豆腐，便邀王国权一块去品尝，当然是要他请客。但找了好几家，都说现在不炸了，无奈只好去吃油条，这使大家很扫兴。一直到几年后离开湖南，始终没尝过这种特色小吃。
▣ 干校学员建设的大礼堂屋顶已垮塌
在长沙必须小住几日，一是蚂蚁搬家似的速度不能快，更何况拖家带口；二是为那朝思暮想的韶山冲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时机岂能错过。
校部领导去拜访湖南省革委会的负责人，请他们尽力相助，他们可是全国第一批建立省级“三结合”领导班子的。总算没出什么大问题，但还是有一辆从车站开往某招待所的大客车翻了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，算是有惊无险。
我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被临时安排在驻外使领馆连，长途的奔波，孩子极度疲惫。幸好有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轮流背着他，才没有掉队。接着，便是从长沙转醴陵，从醴陵经攸县到虎踞山“五七”干校。
▣ 初到东德的王国权夫妇
在湖南时，王国权已被正式“三结合”到干校领导小组中，我们通常叫他王副校长（校长是年轻一点的屠孝顺）。
有一次，王国权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几个校部的年轻同志说，湖南干校不同于东北干校：
一、它是带着清查“516”的政治任务下去的，搞得好与不好事关全局。
二、它的前身是一所劳改农场，经营着1200亩茶园，劳动的技术含量颇高。接管后，如果生产上不去，会被人耻笑为不如劳改犯，政治后果不堪设想。
三、干校所有成员都是去安家落户的，大部分家属随行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也非易事。一辆专列可以把1200人拉到湖南，但一辆专列载不动这三副重担啊！
听后，我们都感到此行非同一般，担子确实不轻！但又想，这回有老同志站出来撑腰，总比我们一帮年轻人瞎折腾心里更有底。
送雨具的老人
1970年三伏天，干校所在地一直不下雨。白天，高温烘烤着茶树，茶树的叶子由绿变黄，进而转为像烧焦了的红色，一碰就掉。大家的心也像被灼烤着一样难受。
同志们望着干枯的茶树，实在看不下去，便甩开膀子挑水，用脸盆细心地浇灌那些幼小的茶树，再用草帽、雨衣为它们遮阳，反正，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。然而，这对偌大的茶园来说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
这样持续了一周左右，终于下雨了。同志们哪里还坐得住，每天都跑进茶园观察，见一片片绿芽冒出来，且越长越胖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到第三天，仍不放晴，大家便向校部生产组提出冒雨采茶。
按校部分工，当时我管生产组，但对生产一窍不通。幸有两位专家帮我出谋划策：一位是董学林，进入外交部以前是湖南省主管工业的领导；另一位是冯玉秋，进入外交部以前在湖南农学院工作。
我们研究后，同意了连队的要求。于是，在千亩茶园的各个山丘上，飘起了一面面鲜艳的连旗，一场冒雨采茶的大会战就这样打响了。也许是人和茶一样渴望雨水，许多人甩掉了雨衣，男同志连上衣也不穿，任凭雨水从脸上、脖子上往下流淌。
王国权在校部坐不住了，他把校部专案组同志们的雨衣搜罗了五六件，自己撑一把雨伞，趔趄着来到茶园。看谁没穿雨衣，就塞给谁一件。雨衣发完了，他还不肯走，非要和大家一块采茶不可。
大家怎么劝也没有用，忽然有人说：“王大使，您去和食堂说说，给我们烧点儿姜汤吧！”这个提议果然奏效。中午，大家到食堂时，老人家正守在姜汤桶边，亲手为大家盛姜汤。
▣ 曾经叱咤风云的外交官悠然于洣江上。撑篙的是原湖南领导干部，后调外交部亚洲司任副司长的董学林。图源：《湘潮》
1970年7月22日，校部炊事员焦其利因病去世，好几个连队也有重病号出现。对此，校部很担心，便派王国权和营连干部一块去看望病号，同时走访了几个连队食堂，要求炊事班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吃好。王国权还特别提醒，注意食堂卫生，决不能出现食物中毒。这一警钟敲得及时，湖南干校办校三年，十多个食堂未出现过一起食物中毒事件。
干校生产特别忙，司机、厨师原来都穿自己带来的衣服，但很快就又脏又破，其他人员的衣服破损也非常严重，自己又无暇缝补。有人建议校部买几台缝纫机，让女同志帮助做点围裙、套袖之类的东西，发给司机和厨师，还可帮大家缝缝“穷”。
主意有了，但干校无法开支。王国权便主动拿出自己的钱，买了三台缝纫机。事后才知道，“文革”初期，王国权夫妇在波兰使馆时，已额外交了1万元党费。回国后，造反派抄家，又没收了1万元，名曰“交党费”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国外辛辛苦苦攒下的2万多元几乎被扫光，他们手头并不宽裕。
王国权还时不时地接济一些家庭困难的工勤同志。1972年，王国权去澳大利亚赴任途经香港时，手上戴的表还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，同志们劝他买一块新的，但手里没有钱，只好向亚贸公司赊账。
老夫老妻
王国权和常玉林虽然都去了湖南干校，但并不住在一块。王国权住在校部，常玉林住在五连，相距两三里路。原来马毓真是五连指导员，华光是五连副指导员，后因华光同张海峰一起出国，五连副指导员就由常玉林接任。
她常去校部开会、办事，一个人沿着茶园的小路走。当校部的二层小楼出现在面前时，她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快活。王国权也经常下连队，校部也常常让他去五连了解情况，刚好公私兼顾。
他们夫妇与干校的领导和广大学员相处得很好，不管这些人过去是“当权派”还是造反派。这么一来，夫妻两人的精神也振奋多了，常常有说有笑，感到很满足，很幸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一对老牛郎织女。
▣ 1971年，本文作者（左）与王国权夫人常玉林在北京合影。图源：《党史博览》
后来，校部考虑到王国权年纪大了，身边最好有人照顾，便把常玉林从五连调到校部，同杨清华一起查领导干部的一些案子。当然，校部也为他们安排了一间房，一对老夫老妻终于可以朝夕相聚了。
记得有一天，雨下得特别大，王国权去醴陵办事，常玉林一人在家。雨水倒灌进屋，脸盆、鞋等都漂了起来。我和刘静茹闻讯赶紧去“救灾”，先将门口用砖垒高了，再用泥糊上，然后才将屋内的水一盆一盆地淘出去，常玉林当晚只好睡在隔壁女同志宿舍里。
第二天王国权回来，才知道家里“遭灾”了，他不但不着急，还跑来找我开玩笑说：“小张啊，你们昨天‘英雄’了一回，我来谢谢你们。”看到老夫老妻恩恩爱爱、幸福的样子，大家的心头也都暖洋洋的。
关心年轻人入党
干校整风前后，许多年轻人要求入党。当时在校部的孙振华、肖玉华和我五六位同志都想入党。王国权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关心。
1970年9月下旬，王国权就与我长谈过一次，主要是端正我的入党动机和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。当时，按毛泽东“吐故纳新”的指示，已开始在干校发展新党员。可我怕人家说入党是为了当官，而迟迟不敢递交入党申请书。
▣ 1959年4月，王国权（左三）陪同张闻天（中）在华沙参观。
谈话后不久，王国权就接到调令，是周恩来点名要他回京。校部为他举行了欢送会，大家都舍不得他走。9月底，常玉林和校部的刘华秋等几位同志一起送王国权到长沙。
在王国权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常常给他写信，汇报我的思想和工作情况。他每次都给我复信，嘱咐我认真学习，踏实工作，不骄不躁，要经得起党的考验。我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增加了信心和力量。想想自己的入党经历，每一步都渗透着一个老党员的心血，这使我终生难忘。
吃烤鸭风波
1970年初夏，外交部设在湖南、江西、湖北和山西四所干校的部分负责人回京开会。
一天下午，他们去车站接从湖北干校归来的曾涛，并想请他出面，组织大家一起聚一聚。但曾涛太累了，没有去。于是，在京的几位同志同从干校回来的刘华秋、王建章、张志学等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。朋友间的聚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竟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来。
他们十几个人要了一个包间，点菜吃了起来。刚从干校回来，嘴馋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大家也顾不得礼仪，沾满灰尘的帽子未摘，高卷的裤脚未放，衣襟上的泥点清晰可见。
这样一群狼吞虎咽的人，怎么还自称是外交部的干部，外交官哪会是这副模样？烤鸭店的保卫人员产生了怀疑，便一个电话打到外交部保卫处。
为慎重起见，外交部保卫处派了一位同志，亲自到烤鸭店察看。这位同志弄明情况后，告诉烤鸭店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确是外交部干部，是几位干校的负责人回北京开会的。事情清楚了，原来是一场误会。
1971年5月，几个干校的部分成员又回北京开会，大概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，谁也不想去吃烤鸭了。偏偏有一天，王国权的夫人常玉林打来电话，说老王要请从湖南干校回来的刘华秋夫妇、张兵夫妇等几位同志吃烤鸭。大家听了，心有余悸，纷纷说免了吧。但常玉林坚持说，老王已请他的好友翟荫堂（钓鱼台国宾馆负责人）在王府井烤鸭店作了安排。
王国权当时是对外友协会长，常在那家烤鸭店请客，不会有问题。这样，我们才放心地去了。这次我们都比较注意，尽量穿得干净、整洁。我们被安排在一个雅间，服务也是一流的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北京烤鸭。这次没有人怀疑我们是骗子了，因为有王国权等领导在场。看来，吃烤鸭的风波只能说是历史的误会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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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 | 《党史博览》2008年第9期
作者 | 张兵
图片 |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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